赴港考察报告

   2005年5月24日至6月2日，由亚洲法律交流中心资助并组织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考察团在香港进行了为期10天的考察，来自六省市的地方律协(福建律协、湖北律协、河南律协、重庆律协、北京律协、天津律协)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负责人对香港的司法制度和社区组织进行了观摩和交流。作为天津律协未保委工作的负责人，我对此行的感触非常深刻，。所以，向我们律师界里关注未成年人保护事业的有志之士——报告：

　　一、独有的“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法律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40年被英国占领。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回归后的香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来规范其政治制度、司法制度和社会事务。作为祖国内地的从业律师，赴港前，我仅仅在理论上知道《基本法》是依据我国《宪法》制订的。由于我国《宪法》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这就确立了《基本法》的地位是：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法》规定了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法律基本不变的原则，所以整个香港社会就是体现一个国家主权而社会主义法律和资本主义法律并存的社会，即“一国两制”。恰巧，我在法学本科毕业时选作的论文是《香港澳门法律制度比较》。香港回归后，曾将论文整理发表在《天津律师》刊物上，以贺回归。尽管如此，香港司法体制如何操作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于我仍是狐疑或曰程式化的。5月25日至5月31日，我们分别观摩了香港法律援助署、香港申诉专员公署、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等政府法定机构和高等法院、东区地方法院、香港大学社会行政学系、香港大律师公会、香港律师会，并与申诉专员、地方法院的法官、平等机会委员会的公务律师及两个律师会的律师们交谈了解，再通过这些机构赠送的大量资料，我清楚的是：香港原有的法律属于英美法系，法院审判案件时奉行“遵循先例”即“判例”原则，保留的法律是与《基本法》不相抵触的原有法律中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立法权，立法会依据《基本法》的规定制订香港地区的法律。

　　我们这次的考察，时间上安排紧凑、内容上非常丰富。考察行将结束的时候，我对祖国山川的景致，不再仅仅钟情大漠戈壁的猎猎风声和坝上草原的粗犷辽阔，也开始欣赏摩肩接踵的港岛风情。特别是完全确信：800多万香港人民以他们韵律感极强的快节奏，建设着的是一个健康鲜活的国际化城市！正如香港的现行法律，虽来源于英国并带有殖民地色彩，但经过香港人民100多年的沿用、发展和演变，而且是屏弃了殖民地性质后，已完全适应了香港社会的需要。并且，香港现行法律对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着保证和促进作用！

　　二、高度规范、公开的司法制度

　　众所周知香港法院现设三级终审制，即终审法院、高等法院、区域(地方)法院。回归前香港并没有终审权，只有一审权(原称为：地方法院、专门法院、最高法院原讼庭)和二审权(最高法院上诉庭)，终审权是由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享有。回归后的香港按《基本法》的规定设终审法院，收回了终审的权利，这也是香港高度自治的一个体现。现香港的高等法院相当于原有的最高法院，仍分两部分。一为原讼法庭，受理一审刑民案件。一为上诉法庭，受理二审刑民案件。立法会、终审法院、高等法院都坐落在香港岛的金融、法政中心——中环，相距不足100米。终审法院的旁边，是著名的圣约翰教堂。5月26日下午，我们按照计划要拜访香港申诉专员公署。在亚洲法律交流中心黄先生的带领下，本来是在去申诉专员公署的途中，可能是擦肩而过的缘故，黄先生引我们浏览终审法院和圣约翰教堂。那天，天正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是那种可撑伞亦可淋着的安静的雨。在似有天籁的氛围下，我们几个人错落有致地环绕在黄先生周围，随黄先生遥指终审法院，目光定格在一座砖红色的三层独楼上。原来，那就是香港回归前的港督府，现在是终审法院了。前者的身份，将会永远湮灭在历史长河中。后者高悬的权仗，却是第一次庄严地矗立在港岛。而著名的圣约翰教堂，与岛民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历史一样，已有100多年了。当我们拾极而上，从近处打量他们的时候，我突然遐想：法律和宗教同样是人类文明的产物，都有规范人类行为的特点。但它们究竟在哪一个精神层面上，可以和谐地并存呢？幽静、神圣、遐思，构成了这个地方的特点。后来，回顾比较香港的多个景区，包括美丽的维多利亚港湾夜景在内，都无法与金钟圣约翰教堂周围相比，它是整个香港我最喜欢的地方！5月27日下午，才是我们观摩高等法院的时间。进入高等法院的时候不用办理任何手续，没有任何警戒人员，市民亦可随时出入。一群穿着校服的学生不见有老师带领，也在选择观摩的法庭。一楼大厅的墙上，滚动着电子公示牌，标示着第几法庭审理什么案件。我们分别选择了三个正在审理过程中的民事、刑事庭，鱼贯而入坐在旁听席上，审理的内容却难听得懂，只得在鞠躬退出法庭后，由黄先生大致转述。香港法庭使用的是粤语(中文)或英语，允许被告选择。法庭内的设置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高高的法官席下，有数排法官助理、书记官、翻译官等的席位。即使是主控官或双方的律师，助理和辅助人员也同样坐满一、二排。原、被告的席位是设在法庭两侧的，并不面对着法官席。大部分时间，都是由法官的助手在审理，独任的法官大人不是在翻阅卷宗，就是寥寥发问几句而已。有一个法庭的法官是外国人，使用英语，法庭便为被告配备了粤语翻译。有一个法庭审的女被告是欧洲人，犯了什么经济欺诈的案子，她用英语为自己辩解。在法庭上，主控官和出庭律师果然带着那种标志性的假发，我们没有遇到有陪审团的案子。香港的基层法院称区域(地方)法院，区域法院受理5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民事案件和7年监禁以下的刑事案件。此外，香港还设有专业性的审裁处和法庭，如：土地审裁处、劳资审裁处、小额钱债审裁处、淫秽物品审裁处、家事法庭、死因裁判法庭、遗产承办处等。不服区域法院和专业审裁处、法庭裁决的上诉案件由高等法院的上诉庭受理，终审法院则受理来自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及原讼法庭的民、刑案件。另外，为了法律文书的送达和执行，设有海事及高等法院执达主任办事处、港岛区执达主任办事处、九龙区执达主任办事处、新界区执达主任办事处等。值得一提的是，各级法院都有图书馆，藏书多达17万册。主要是普通法方面的资料和期刊，为法官、司法人员、律师、诉讼当事人及法律系学生服务。我们在东区法院就看到，有不少的人在图书馆办理申请借阅、影印服务，还有专门借阅光盘资讯的放映室。除法院的设置外，政府的法定机构香港申诉专员公署、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也接受市民的投诉。香港申诉专员公署是专门接受市民投诉政府和政府机构行政失误的，申诉公署可以就投诉的问题展开独立调查并向特首报告。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依据《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家庭岗位歧视条例》三部法律，受理市民投诉。有权为投诉各方进行和解，和解不成时会协助受害人提出民事索赔。

　　香港是如何保障司法公正的问题，我认为除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外，借用在香港大律师公会交流时大律师们的话说就是：有一个完全公开透明、接受市民和媒体监督的审判制度、有律师专业团体执业道德约束、回避制度、上诉制度完善等高度规范、高度公开的司法体制。

　　三、两个律师会

　　我们自然对香港的律师同行格外关注，渴望与他们直接接触，而对香港律师制度的了解也是我们此行的重点。香港的执业律师分为两大类，即大律师和事务律师。大律师是负责出庭辩护的，高等法院以上受理的案子，只能由大律师出庭。但当事人不能直接聘请大律师，而是只能先聘请事务律师，再由事务律师去请大律师。香港有两个律师管理组织，一个是管理大律师的香港大律师公会，另一个就是管理事务律师的香港律师会。5月27日下午，从高等法院观摩完毕，我们就来到了坐落于香港金钟道38号高等法院低层二楼的香港大律师公会。在亚洲法律交流中心黄先生事先周密的安排下，七位大律师准时与我们会面。双方互相介绍认识后，作了亲切的交谈。七位大律师由“内地执业及关系委员会”主席麦业成大律师为首，围绕着律师执业的独立性、大律师公会的地位、法律对儿童的保护、两地不同的儿童刑事责任年龄、事务律师如何成为大律师等话题展开。最后，大律师们谈到自觉维护司法公正是律师神圣的职责所在。香港大律师们的职业素养是很高的，尽管普通话讲得不标准，但丝毫没有妨碍我们的交流。我很佩服几位大律师的风采，也深深感受到两地同行之间惺惺相惜的情谊。5月30日下午，是我们拜访香港律师会的时间。香港中环德辅道中71号永安集团大厦3楼就是香港律师会的地址，新就任的罗志力会长带领关惠明律师、麦汉明律师、黄爱晶律师、黄丽颜律师与我们侃侃而谈。罗会长介绍说香港现有6000多名事务律师，600多家律师行。有49家在内地10多个地区设立了50多个代表处，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福州、西安、天津、成都、重庆、济南等地。另外，香港律师会也监管着30多家在港注册的外国律师行。当我们问到与内地的联系情况时，罗会长扳起手指数说着近年来在北京、重庆、江苏、福建、湖南、浙江等地进行的交流活动，2003年香港律师还组团参加了第三届中国律师论坛。想到第五届中国律师论坛将于2005年11月在天津召开，我衷心希望香港的律师同仁能够拨冗莅津，让我有机会尽地主之谊。相信不会太久，不仅仅是香港的同行，澳门、台湾的律师也能与我们相聚，大家来畅谈中华民族的法制史，岂不快哉！

　　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同时也是这次考察团团长的佟丽华律师一再感慨地说，祖国内地的法制经验与港澳台地区先进的法律制度最容易融会贯通。因为，我们的文化背景渊远流长，我们的民族底蕴弥足深厚，最容易找到切入点。

　　四、香港政府专门针对儿童的司法制度和感化制度

　　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在香港一律称为“儿童” 。作为全国律协未成年保护专业委员会考察团，我们考察的主要目的就是香港少年司法制度。所以，特别留意香港司法制度中有关未成年人方面的规定。5月26日上午在香港大学的社会工作和社会行政学系李永年博士、5月26日下午在香港申诉专员公署最高长官戴婉莹专员(太平绅士)、5月31日下午在社区组织“循道卫理中心”毕永俭警司等各方面的介绍中，我们都认为有一个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警司警诫令”制度是很具借鉴性的。毕永俭警司是一位身材高高已退休的警务人员，在职时作了10多年的警司警诫工作，退休后就在社区里无偿为警诫后的儿童服务。在我们特别要求下，他向我们作了介绍。“警司警诫令”的内容是这样的：它是由负责社区治安工作的一名警司或警司以上级别的警务人员，向一名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施行警诫，而不是向这名未成年人提出刑事检控。因为，一名未成年人涉嫌犯罪被牵扯进刑事诉讼的过程，可能就是一次精神上痛苦的经历。刑事罪名成立及被判刑罚的污名，会对他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为了免将未成年人带上法庭接受审判，香港律政司就授权警司或警司以上级别的人员对适合的案件从案发日起一个月内对未成年人施行警诫，警司可以把接受警诫的未成年人转介社会福利署或教育署以获得专业的事后辅导。如果警司在酌情处理后认为进行探访对未成年人有利，他还可以指派警方的少年保护组作出事后探访，探访期最长两年(两年期间如遇该未成年人满18岁生日时停止)。警诫时，最少有一名家长或监护人全程陪伴，这就是“警司警诫令”的全部内容。但，它也不是适用全部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适用的先决条件必须有：

1)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检控犯罪，而检控又是唯一的选择；

2)未成年人自愿并明确认罪；

3)未成年人的家长或监护人同意警诫。同时，还要考虑其他因素：罪行的性质是否严重、是否有犯罪记录、家长(监护人)对“警司警诫”的态度等等。我们认为：“警司警诫令”制度是对那些初次犯罪或罪行轻微的未成年人，不仅仅避免了与成年罪犯混在一起羁押而造成的污染，而且是避免使这部分未成年人留下心灵创伤、自愿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一个好的作法。

5月25日上午在香港东区法院，由一位施清莲律师接待并安排，我们观摩了当值律师在儿童法庭的辩护情况。庭后，还与儿童法庭的首席大法官会面进行了交谈。进入法庭之前，施律师先介绍了“当值律师服务”制度的内容。它是香港律师会和香港大律师公会联合主办、香港政府出资支持的一项法律援助制度，是专门为没有钱聘请律师的香港儿童和香港公民免费提供刑事辩护的专项法律援助制度。香港现有1500名志愿律师(其中包括大律师)登记在簿，由“法庭联络处”负责安排轮流当值。虽然，每个申请人不用花钱就能得到律师辩护，但轮值律师出庭一次，由政府支付2000-5000元港币的补贴。所以，香港的法律援助制度，是对申请人免费而由政府出钱补贴律师的。东区法院设有儿童法庭，专门审理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案件。我们见到一位当值律师分别两次出庭，为两个案子的被告递交了什么手续。另一位律师也是匆匆赶到法庭，在大法官询问被告是否认罪、被告表示认罪后，当庭发表了辩护意见，庭审就结束了。三个案件都没有见到控方出庭，但三个被告都始终有父母陪伴着。林矩簿大法官的办公室就在儿童法庭的隔壁，他很亲切的接见了我们。林大法官介绍了他在澳大利亚法学院毕业、在英国读博士然后回香港从事律师职业再从事法官的经历。我询问，法官审案最辛苦的是哪方面。他说，最辛苦的是用中文写判词。我们明白，在完全英式思维和多年的英语环境里，说中文已不如说英文轻松，再用繁体中文写出来，就成了一件辛苦事。在大法官仔细地询问下，我们介绍了每人的身份和未保委工作的性质。提到天津，他说去过天津、吃过“狗不理”包子！

　　香港政府对未成年人有罪判决后如何监管服刑的体制设置情况，我们是在香港大学听李永年博士介绍的。香港大学不仅是培养香港法律人才的摇篮，也是世界知名学府，还是喧嚣闹市中一处环境幽雅的天地。校园不见有围墙设置，而是与街景浑然一体。李博士非常年轻，是社会工作和社会行政学系的副教授。2003年7月以前，香港未成年人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年龄界限是7岁以下，2003年7月以后改为10岁以下，这与祖国内地14岁以下刑事责任年龄界限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在李博士的工作室，我们听到了香港未成年人法律服务机构的详细设置。主要有四个方面：1、非政府组织；2、警察(非监禁)；3、社会福利署；4、惩教署。其中，非政府组织就是民间自发成立的社会团体，警察是指警察局里专门司职“警司警诫令”的部门，社会福利署和惩教署是政府机构。社会福利署依据香港少年犯条例、感化院条例、罪犯感化条例、社会服务令条例、人权法、个人隐私保护条例等法律工作，对法庭判决进入感化院、感化学校和判处社会服务令的未成年人，负责考察每宗案件的犯罪性质、犯罪背景、罪犯对犯罪的态度、是否悔罪情况。社会福利署设有男、女童感化院和感化学校，如沙田男童院可管理100名10-16岁的男童，粉岭女童院可管理30名10-16岁女童，奥波山感化学校入学的也是10-16岁的罪犯，社会服务令只能判决14岁以下的儿童。以上几种服刑的内容差不多都是进行一些简单劳动、参与社区服务、职业培训、在老人院作义工(陪老人看病)等。法庭也有判决不被监禁的，由感化官定期进行探访。探访的内容有家访会面、检查学习生活自理能力、社会交际能力等。总之，对那些判决在感化院里服刑的未成年人来说，社会福利署的目的是帮助罪犯重新投入社会、掌握生活技能和如何遵纪守法。与社会福利署不同，法庭判处罪行稍重的未成年罪犯进入惩教署服刑，全部是监禁式的。惩教署管理的目的是使受训生(未成年罪犯)明白，一定程度的犯法必须和不能不付出代价，它的特点就是纪律严格、辛苦工作、脱胎换骨。另外，还有劳教中心和教导所的设置。应该说，在未成年人罪犯服刑改造制度方面，香港的制度比内地成熟很多，更能体现人性化管理和注重未成年罪犯真正走向社会后的新生。

　　这天中午，我们就在香港大学的学生食堂就餐。看到不同国籍的学生和老师并没有严格的分别，围坐一起边吃边聊。在浓浓的文化氛围下，就像一个大家庭。

　　五、香港的民间团体、社区组织等对未成年人的民间救济

5月31日-6月2日，我们考察的路线穿梭往来在香港民间的社区里，分别走访了“循道卫理中心”、“协青社”、“防止虐待儿童会”、“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等。而且，在我们的队伍里多了一位安静的加拿大小伙子杰克。杰克22岁，接受一个国际基金组织的委托，进行一项社会考察。在香港，依托各种基金会、团体、社会或个人捐助的民间组织很多。这些民间组织为香港的社区事务、公益事业作了大量工作。甚至，承担了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一些成熟的组织，得到了政府的认可，每年可以得到一定的政府财政拨款。不仅如此，民间机构反映市民的呼声和建议，成了与政府沟通或直接对话的桥梁。有些组织的年报告，除了直接递送政府和特首外，还是联合国、亚洲地区等世界性专门机构认可的信息资料。香港目前也没有制定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但是各种专门服务于、救济于未成年人的社会途径，成了未成年人权益的保障。他们在香港社会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也是维持香港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力量。亚洲法律交流中心为我们安排的几个组织都各有鲜明的特点，使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

5月31日下午，我们首先来到了位于东区爱东屯筲萁湾社区的“循道卫理中心”。这个中心是由一个教会资助的非营利性的社会服务组织。它为社会服务的项目有：雇员再培训、幼儿服务、延伸教育服务、课余托管服务、新来港人士服务等。从1997年开始，该中心就与政府惩教署合作，推行“黎明计划”、“火凤凰社区支援服务计划”，为惩教署的劳教中心完成判处一年监管期的学员提供跟进辅导服务和食宿。我们参观了监管学员的宿舍和活动室，看起来男生宿舍比女生宿舍还整洁。一部分学员上学去了，一部分学员在读书、看电视、作手工刺绣等等。中心负责人特别给我们介绍了一种情况：在活动室一角，有炉灶、米面等，中心为愿意锻炼独立生活的部分学员每人每月发生活费，由他们自己放学回来买菜作饭，有的几个人合伙，也有不和群自己单独作饭的。我们询问，有没有月底前花光生活费的情况。负责人说也有这种情况，但原则上自己想办法解决，可以向其他学员寻求帮助，可以在社会上打晚工补贴生活费，也有两、三天饿肚子没饭吃的。除非主动申请中心帮助，中心才接受并帮助他分析原因。中心为学员服务的目标是：协助学员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发展生活技能和技巧、改善他们的人际关系和社交能力、协助他们融入社会。中心为学员具体服务的项目有：个别辅导(面谈、家访、电话联络)、职业辅导(转介就业和职业训练课程)、小组和康乐活动(小组活动和户外文体活动)义工服务体验(体会别人的需要)通讯速递(通知最新信息与学员保持联络)等。我们参观完毕走在街上，没有人说话都很沉默。心里却非常感慨：社会上只知道这里是一个训练孩子能力的地方，我们却知道这里的学员都是经过法庭判决的未成年和25岁以下的罪犯在服刑。我猜想：“火凤凰计划”、“黎明计划”取“凤凰涅盘”、“黎明前浴火重生”的寓意，寄托着政府、社会对失足青年们的希望罢。

　　随后，来不及休息一下，我们就再乘地铁转到位于西湾河圣十字径的“协青社”。“协青社”所在的大楼叫赛马会大楼，听完总干事凌先生的介绍，我们知道了这里是以香港一家赛马会为主要资助人发展起来的，是专为那些离家游荡的儿童提供救助的组织。参观完整幢大楼，发现这里是一方充满童心和快乐的天地。用凌干事的话说，只要孩子们想要玩的，他们就会准备。例如，在这幢新建成大楼的屋顶上，竖起了多架高空软梯，他们聘请教练，训练那些喜欢高空冒险攀爬的孩子。有一层楼的墙壁上，涂鸦满面，不用说，这一层是画室。流浪儿童FISH BALL的成长经历，代表了“协青社”发展的过程。10多年前男孩BALL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可他被父亲毒打得奄奄一息了，也不答应去上学，被父亲赶到街上。当时是“协青社”成立的初期，工作人员就把深夜游荡在街头的BALL带回“协青社”。耐心询问下，BALL承认讨厌上学的原因，是他只想学跳街舞，工作人员就为BALL请了老师教他。可是，工作人员始终无法劝说父子俩人讲和，BALL就一直留下来。几年前，BALL主动向凌干事提出去上学，他意识到要提高自己的技艺，没有文化是不行的。现在，BALL是社里最高级别的教练，他有证书可以开训练班教别的孩子跳舞。在大楼三层一间称“蒲吧”的大厅里，BALL与另一个男孩和另一个女孩为我们表演了精彩的街舞，BALL他们自己为训练班取的名称叫“嘻哈SCHOOL”。在大楼二层，我们见到许多背着书包刚放学的孩子，有的去打球、看电视，也有一间安静的教室，孩子们在完成作业。凌干事说，他们也为那些父母工作到很晚的孩子，提供临时监护。见到孩子们打篮球、羽毛球的热闹场面，我们不禁也跃跃欲试，终因顾及身份没有忘形罢了。

6月1日上午我们一行人来到了已经非常有名的“防止虐待儿童会”，它的地点在九龙黄大仙竹园北屯社区，总干事雷张慎佳女士和其他助理干事已经等待着我们了，还备好了招待我们的茶点。雷女士在香港和国际上都是知名人士，她和在港的仁人志士们奔走呼吁、著书立说，为香港地区、亚洲地区禁止体罚儿童、推动香港保护儿童立法事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雷女士亲自介绍了相关情况：“防止虐待儿童会”是非政府机构，最初是由律师、法官、医生、商人、记者等十几个人自发成立的一个小组织。国际上历来认为中国人爱孩子、香港是个文明社会，不会有虐待儿童的社会现象。可是在1978年，香港有一个10岁女孩无家可归被警局收留，警局发现女孩遍体鳞伤。因当年是国际儿童年，这个个案引起香港社会、媒体的大讨论。一个英国人捐出一张支票给女孩，他后来就是这个组织的创办人。1979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成立，设一条热线电话，鼓励市民把难以启齿的话讲出来，当年就有几百个市民打电话，倾诉自己的问题。瑞典最早在1979年立法禁止体罚儿童，随后有15个国家也立法。香港以前允许校长仗鞭学生，1991年废止了这样的规定。有老师掐学生的，就可以取消其教师资格。但是在家庭里，那些受到父母虐待的孩子还是没有法律可以保护，特别是对独自留在家里孩子的保护，怎么办？经过了长达10年的讨论，1989年终于因一6岁独留孩子死亡个案的出现，引起香港法律的修改。“保护儿童与少年条例”里增加了对儿童心灵伤害的“心理评估”规定。现在，香港独留孩子仍然较多。1989年至2003年，有十几个独留孩子死亡。近年仍不断有家庭暴力惨案的出现。如陈建生案，他在内地有“二奶”，经常暴力打骂太太，其太太带着两个孩子跳了楼。在天水园社区，有一个姓金的母亲平时被先生打，多次去过庀护所。当天，她也曾去警局寻求保护，因没有外伤被警局推出，她承受不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采取了极端办法，第二天邻居发现两个孩子、姓金的这位母亲和她的先生一家四口死亡。现在，“防止虐待儿童会”每年要接700多个热线电话，20多名工作人员，还有200名社工。对热线反映的情况，每两个社工为一组进户疏导。对个案严重的，召开由医生、心理专家、警察、班主任等人员参加的专门会议，确认是否达到虐待儿童的性质。特别严重的个案，也可以考虑以侵害人身罪的刑法条例报警处理。显然，“防止虐待儿童会”的工作，为社会缓解因家庭暴力引发的心理压力、防止儿童恶性伤亡事件的发生，所发挥的良性作用是很大的，所以它得到了香港政府的承认。不仅它的年终报告要直接递交政府作为社情民意的反映，政府每年也给拨款100多万元为“防止虐待儿童会”解决了部分经费。最后，雷女士表达了希望能在“两岸三地”召开儿童论坛的愿望，佟丽华主任也对雷女士表达了谢意和希望继续开展两地未成年人立法方面交流的心情。

6月1日下午考察的是“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地点在九龙何文田公主道。“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并不是行业管理组织，它也同样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社会服务机构，成立于1972年，资金来自于外国教会、香港公益金和个人捐赠。这个组织帮助的是香港低收入家庭和新移民家庭在居住、教育、就业等生存方面的困难，特别关注最弱小的儿童群体。协会干事施丽珊女士为我们介绍：香港有130万18岁以下的儿童，政府统计的数字是有10多万儿童生活在贫困线。其中有2万多儿童蜗居在板间房和笼屋，他们要在床上作功课，要捡纸皮帮助父母赚钱。2003年，“香港社区组织协会”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为理念——“每一个儿童均享有权利，不因其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民族或社会出身、财产、伤残、出生或其他身份而有任何差别”，积极向政府倡议“儿童启蒙天使计划”，协助贫穷儿童改善生存状况、争取发展机会。他们通过个人或团体捐款、捐物资，建立儿童扶贫基金，为贫困儿童提供紧急生活救济、学习用具及户外活动机会。最后，施女士带领我们参观了位于深水埗的板间房居住区。原来，所谓“板间房”就是在旧楼单元房里用木板间隔成仅几平米的家庭居住区。我们看到的就是约五十平米左右的一套单元，用木板隔开，住了七家，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厕所。施女士领着采访了其中的一户，我们几位站在后面，只能听到这家有两个小学生和他们的妈妈回答前面律师们的提问，孩子们的爸爸上班去了。他们一家是来港的新移民，老家在福建。由于无法换位置，前面的几个人踮脚紧缩在一起，才能让后面的人上前来。我只能勉强探头看了看屋内：五平米左右，放了一张大床就几乎没有空间了，三、四个电风扇快速地转着。两个孩子很精神很漂亮，真的是在床上作功课。后来，湖南的李律师询问走在最后的施女士送了什么给女主人，是米票。原计划施女士还要带我们看笼屋的，时间晚了，终于没有去。我们一行人从地铁站出来，暮色已低垂。在大巴车站，小伙子杰克就此与我们分手。这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能够离开父母不贪恋享受，一个人在世界各地辛苦从事社会考察工作，在许多中国父母的观念里，也是不可想象的罢。

　　六、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

　　香港，给了我很多的教育。物质文明无论怎样辐射，总有角落与弱小需要关注！城市里人口过于密集伴随着各种的社会弊病，使人们不禁向往乡村的恬淡和简约。香港，是城市里的城市，地面的局促与空间的张扬，虽然彰显着建筑学上的美，却考验着社会的承载能力，对人类神经也凭添些许莫名的压抑。所以，这里街上的人群才总是那样步履匆匆。

　　我对香港考察的收获之一，就是从没有象今天这样明晰职业律师肩上的责任感。据统计，国内每年需要对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约38万件，大部分无法落实。对我们律师来说，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借鉴先进，完善自己，尚需要不懈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