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防范中个体被害预防问题初探

　　个体预防是我国犯罪学者提出的犯罪预防体系中的一种具体形式，与之同层次的还有家庭预防、学校预防、邻里预防等其他形式。个体预防本意是要求社会成员个体督促自己、警告自己、提醒自己不要危害他人，不要违法犯罪，其实质是“个体犯罪预防”；但如果我们将个体预防概念进行适度扩展，不限于犯罪预防，将社会成员个体免受侵害的预防也纳入其中，就引申出“个体被害预防”的涵义。当社会成员个体都有可能成为不利事件的受害者，而不利事件的发生又不确定时，就存在如何促使他们躲避危险和侵害，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保全的实际问题，而个体被害预防恰恰能够消解其中的部分压力。虽然个体被害预防具体形式多样，但都围绕一个核心，就是树立社会成员对自己生命、健康、财产的安全危机认识，通过倡导合理注意、自力防范、适时求助来实现个体生命、财产的安全。个体被害预防至少应该包括两个阶段的个体行动：一是尚未被害的情形下，如何防备自己不致被害；二是一旦面对现实危险或遭遇实际侵害时，如何应对使自己减少侵害、或免受侵害。个体被害预防应该是全社会成员主动参与下的一种预防模式，虽然它的直接目的是谋求自我安全，但是这种自我安全实现恰恰是社会秩序稳定，成员幸福安宁的基本前提。

　　一、治安防控框架下倡导个体被害预防之必要

　　公共治安管理的主角是以警察为中心的治安服务机构，这一点不容质疑，但全面解决社会安全问题，仅仅依靠以警察为中心的公共治安管理机构在实践中已被证明是远远不足的，治安问题关系到社会成员自身利益，需要普通社会成员个体加以协助和配合，而个体被害预防作为个体参与治安防范的一种形式也应予以适当的关注。我们下面先就个体被害预防的存在必要性做初步的探讨。

(一)、部分领域治安管理进入尴尬和现实缺位。

　　人类社会可以简单分为两个领域，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的法律基础是先民共同缔结契约时让渡私人权利，虽由公共管理机构加以治理，但其收益仍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加以调度和均衡，而私人领域的法律基础则是社会自由和财产所有权。“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相对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更加崇尚私密和自我尊重，不希望他权分享，不允许公权不当介入。随着时代发展，私人领域的范围逐步缩减，但还是保留诸如个人通信、家庭、私生活和住宅等若干基本领地。社会治安问题应属公共领域，其本质是社会公共管理机构对社会成员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维护和保障，保证社会成员应有的生命权、健康权等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是公共管理机构的职责和义务。但社会治安关联社会成员切身利益，渗透于社会成员的日常活动中，不可避免地涉及社会成员的私人领域，由此就产生了公共权力与私人领域的碰撞，而冲突点就成为公共权力行使的界限。作为公共治理体系构成之一的治安管理系统，在私人领域也同样面临着现实的缺位。具体常见事例如家庭纠纷和家庭暴力，很多恶性案件导火索是家庭暴力，而且我国《刑法》还将家庭内的虐待和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明确规定为刑事犯罪。但因该领域属私人领域，文化、风俗、习惯方面诸多障碍导致公共权力就难以介入，所以法律不得已只得将上述家庭犯罪又限定为亲告罪，以缓和公诉权力介入的实际困难。由此可见私人领域中公共治安管理存在的困难和障碍将导致管理效率的降低，而低效问题又无法由公共治安管理机构单方予以解决和提高，需要社会成员个体的主动配合，由此个体被害预防就自然成为弥补治安管理缺位的重要途径。

(二)完全照顾成员安宁实践中的操作不能。

　　治安管理可以视为一个与社会成员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其服务对象是全体的社会成员，但具体是哪一个个体并不确定；其管理的对象是进行违法犯罪或具有违法犯罪可能的人员，而在没有对其进行“标签化”之前，这些人员又寄身于普通社会成员整体中，也是不确定的，相对服务对象和管理对象的不确定，治安管理的专职人员却是确定的而且是有限的，由此显然无法为每个社会成员都配备适当的安全保卫人员，来保证该社会成员不受他人侵害和侵害他人，这就导致安全管理工作存在天然的残疾和缺陷，它不可能时时刻刻照应每一个社会成员，不可能防止每一个潜在侵害他人的社会成员实施侵害行为，不可能及时制止任何一个违法犯罪人员的侵害行为。那么对于每个社会成员都可能面临着被害而得不到及时救助的现实威胁，这就需要社会成员个体的自我救助，而个体被害预防就是针对个体被害可能基础上的一种自我救助方式。

(三)安全是个体不可放弃的基本需要。

　　根据马斯洛的以需要为中心构建的整体动力理论，在生理需要相对充分地得到了满足之后，接着就会出现一整套新的需要，可以把它们大致归于安全需要类。安全、稳定、依赖、免受恐吓、焦躁和混乱的折磨，对体制、秩序、法律、界限的需要等等都属此类。虽然马斯洛将安全需要排置在生理需要之后，但他也承认“几乎一切都不如安全需要重要，甚至有时包括生理需要”。安全、运转顺利、稳定、健全的社会通常都会使自己的成员感到决不会受到野兽、严寒、酷暑、强奸、谋杀、动乱、暴政的威胁，但是这种安全的感觉并不能彻底保证所有社会成员在任何情况下的安全。既然安全需要是个体的重要需要，而又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完全彻底地满足，就有社会成员个体必定会在一定环境下关注自己的安全问题。由此在政府主导的社会治安体系之外倡导个人防卫和个体保全，成为安全需要动力推动下的合理要求。

(四)相对稳定的被害人群亟需个体被害预防能力的提高。

　　犯罪人和被害人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犯罪人主要集中少年和青年阶段，约占总人口5%的青少年却占犯罪人的50%，而被害人中的44%具有一定的被害性，且重复被害率高。因此加拿大犯罪学者欧文•沃尔勒(Irvin Waller)提出，犯罪预防首先应当运用社会预防的手段针对稳定的犯罪人群采取措施，通过情境预防消除被害原因。而情境预防恰恰是被害人采取个人预防措施的具体手段。以上述研究为基础，英国、法国、加拿大、芬兰、荷兰等一些国家在被害预防方面发展了一些项目，经过评估，发现这些国家采取的被害预防措施很好地控制了犯罪在增长，重新被害率降低了50%乃至更多。显然个体被害预防是降低被害率的有效途径，而被害率的降低，也暗示着社会成员个体安全的部分实现。

　　综上所述，显然依靠公共治安管理机构无法保证全天候、全方位、全社会的个体安全，而个体安全作为人的基本需要是不能放弃、不可忽略的，参照国外个体被害预防的研究成果和实践业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个体被害预防作为预防形式是值得我们推广和关注。

　　二、实践中个体被害预防的不足和缺憾

　　其实社会治安现状就是每个社会成员自身安全状况的集成，如果全体社会成员能生活在安全、幸福的状态下，社会治安问题自会被圆满化解。而现实生活中社会成员的生命、健康以及财产都可能面临着某种威胁甚至是切实侵害，如果个体被害预防措施运用适当，无疑将大大增强社会成员免受侵害的可能性，遗憾的是并非所有面临威胁或遭遇侵害的社会成员都能选择有效措施。危险似乎源自偶然，但犯罪学研究和安全防范实践已经总结出许多危险的高发诱因，如果社会公众能够大体了解这些现实诱因，个体就能够避开风险，减少被害机会；如果社会成员能够清楚地认识危险存在，就完全可以采取相应防范措施，即便危险转化成现实威胁，适宜的应对策略也会助其减少损害，甚至免遭其害。然而现实生活中，情形并非如此，大部分社会成员对个体预防问题上表现出的却是知识的匮乏和认识的混乱。

　　情形之一：对于现实的危险，社会成员缺乏警惕意识。

　　多数社会成员没有危险意识，对治安案件的多发地段、高发时间、发生情形没有充足的心理准备，甚至当危险即将来临时，受害个体仍处于毫无察觉状态，甚至一些社会成员在切实侵害发生后，仍无法及时清楚地辨别形势。

　　以“两抢”案件为例，女性往往容易成为抢劫、抢夺犯罪实际受害者，她们习惯将财物放置在随身携带的手袋中，还有些年轻女性为求方便将手机悬挂于胸前，而这些恰恰帮助了犯罪人适时确定抢夺目标。犯罪人在夜晚行人稀少的空旷地段，利用机动车对这类女性实施抢夺，往往最容易得手。而大多被害女性，根本没有意识到时间、地点和装扮与自己被抢存在密切的联系，显然缺乏基本的警惕意识。

　　社会成员个人警惕意识的欠缺还表现在一些入室盗窃案件中，天津河东区某居民小区住户家中经常出现物品钱财失窃现象，相对财物失窃，受害人的表现更令人难以理解：王某将前一天回收的4000元货款放在客厅里，第二天早上发现钱丢失，因为王某朋友恰巧借住王家，王某夫妇遂怀疑为朋友所为，不去报案，却从此与朋友形同陌路；同样另一家也在客厅丢失400元，却怀疑为亲戚推荐小保姆所为，不去报案，却伤了亲戚间的和气。小区窃案频发，却极少有人到派出所报案，直至后来一名居民报案才牵出保安员监守自盗案。众所周知夜晚入室盗窃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可以轻易忽略的事件，它往往会演变为抢劫、强奸案件，对社会成员的威胁性极大，直接冲击居民的安宁心态，但是多数居民对此还是缺乏清醒的认识，自认为楼层高无人能进而忽略睡前关门、锁窗等基本防范步骤，导致犯罪人往往轻而易举的进入室内，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盗窃发生之后多数居民竟未能及时意识到这是犯罪人入户所为。显然基本防范心理准备的缺乏导致的受害可能和对形势判断的失误，而形势判断失误其实会进一步增加其再次被害的可能。

　　情形之二：面对危险，社会成员缺乏妥当应对策略和手段。

　　多数社会成员在遭遇侵害危险时都缺乏必要的经验和技巧，处于危险边缘的社会成员往往已经清醒认识自己的处境，但苦于不知如何应对，部分社会成员不知如何才能保护自己，一味顺从形势的导向；还有一些社会成员急于摆脱所处困境而不会采取适当的方法，甚至个体的有些行动进一步导致局势的骤然恶化和失去控制。这种现象产生根源比较复杂，但一般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

1、授之以柄型。受害社会成员本身有违法或错误行为在先，被侵害人要挟控制，心理上出于无奈而顺从侵害人；这种类型当事人先前行为形式多样，有一般违法行为，如赌博、盗窃、卖淫、嫖娼等等，还有普通的违背道德的行为，如婚外情、同性恋，甚至有些个人隐私都可能被不法分子加以利用控制。

2、软弱可欺型。受害社会成员缺乏社会常识和社会经验，无法辨别侵害人的威胁、诱惑、欺骗，处于心理恐惧而一味的顺从；这种类型当事人性格懦弱、委曲求全，面对突发的事件，本心虽不愿意受人摆布，但又无法摆脱，甚至不敢摆脱。在一起组织卖淫案件中，犯罪人将若干少女骗至异地，既而利用威胁、恐吓、经济“封锁”等卑劣手段强迫其卖淫，而被逼少女迫于犯罪人的淫威，不得不沦为受其操纵的赚钱工具。社会上屡见不鲜的校园外不良少年强抢学生财物的现象也是犯罪人利用学生社会经验缺乏的弱点，欺其恐惧、害怕，不会反抗、不敢反抗而为之。

3、缺乏明智型。社会成员对危险和即将发生的侵害已经感知，但其不讲策略、不知变通，与之发生正面碰撞，方法选择不当导致遭受更深的侵害；当社会成员身处危险之中时，由于犯罪人已经对事件的发展形成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作为受害对象的社会成员却缺乏足够的心理预防，部分成员贸然采取强力抗争的形式力图摆脱困境，不想却导致受害的深化和扩大，抢劫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搏斗导致被害人身体受到伤害，甚至失去生命就是典型事例。如何理智、妥当的应对复杂局面，是多数社会成员所缺乏的基本技能。

4、不当诱发型。部分社会成员认识到现实危险后，却表现出惊慌失措或情绪激动，表情失常和行为欠妥导致犯罪人强化犯罪意识，客观上促进侵害的实际发生。在一些入室强奸案件中，犯罪人先前仅出于盗取财物的念头潜入室内，而女被害人面对犯罪人却表现出了软弱和屈从，反而促使犯罪人变本加厉，于实施盗窃的企图之外萌生出强奸的犯意，导致其受害程度的加深。

　　情形之三：部分社会成员滥用个体防卫权利。

　　个体防卫是面对实际侵害危险而实施的，但是部分社会成员对此却有错误认识。当危险已经不存在，局势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时，犯罪人事实上无法继续作恶，而部分社会成员继续以防卫的名义对其实施暴力，其实就是个体防卫权利的滥用。过去常常出现的“面对小偷，人人可打”就是实例，近年来，由于宣传的不当，造成了一种新的滥用趋势。《刑法》中明确规定的无过当防卫情形被一些人员曲解和误用，前不久某报报道，某地为整治当地车匪路霸猖獗的现象，号召司乘人员及乘客自我保护，提出“群众制服和打死正在抢劫的车匪路霸不负法律责任，公安机关还将视情况给予1000元——1万的重奖”的措施。虽然无过当防卫可以在车匪路霸行凶时采用，但是究竟能不能适用，还要视具体情形而定。而简单的提出“不负法律责任”的宣传，势必造成不当认识，其后果不堪设想，极可能诱发滥用防范手段，进而引起犯罪。

　　三、构建个体被害预防模式的思路

　　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理论中，突出强调社会治安要依靠群众，讲究群防群治，但是群防群治毕竟仅是部分积极群众参与的集体行为，并非所有社会成员都涉足其中，而所有治安问题最终都会归结到具体的某个社会成员身上。如果要想从根本上缓解社会治安状况，必须提高相应预防水准，更新防范观念，深化对被害预防问题上的认识，从根本上建立全新的个体被害预防模式。我们认为个人被害预防模式的构建应该从四个方面加以着手：

1、个体被害预防意识的塑造和强化。被害预防意识其实就是要求社会成员形成警惕意识、防范意识、观察意识、应变意识，目的是社会成员围绕自身安全，在遭遇特殊事件、处于危险场合、应对敏感人物时所具有的敏锐观察力、迅速应变力和高度的戒备心理。社会成员个体被害预防意识的形成需要观念更新。既有社会治安体系中的社会成员参与都贯穿着集体防卫理念，并没有刻意突出个体被害的保护，只有在强调集体防卫的同时倡导个体防卫和自我救助才能从根本上塑造个体被害预防意识。现实生活中社会治安领域尤为重视基层群众组织的功效，治保会、调解小组都是传统的群众治安组织，近年来提倡仿效西方实行的社区警务，强调警察与社区的紧密结合，但无论是群防群治、社区警务还是西方社会提倡的“邻里守望”计划都无法涵盖社会成员预防的全部内容，他们的实质是集体防卫，强调社会成员与公共管理机构的紧密沟通。实践证明集体防卫的治安理念的确带来了治安状况的好转，但是仅仅依靠这种集体防卫理念远远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社会的安宁，所以治安体系必须激发所有社会成员的预防意识，个体被害预防意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集体防卫并不能保证所有的治安隐患能够消除，但是每位社会成员如果具备适度的预防意识，一些遗漏治安隐患也会被他们避免或排除，无法形成切实的伤害。

　　促进个体被害预防意识形成的方法有多种，其中最常见的是警示方式。警示分为标示和标语。标示常用于交通安全管理和危险地域警告，如常见的绕道行标志、慢行标志，单行标志、禁行标志、在电力关键部门设置的高压标志，在化学产品堆放处设置的危险标志都是标示。相关人员或者初来人员看到此类标示，就会引起相当的注意，提高警惕性。标语则是警示语，是治安工作中经常采用的。例如，在公交车上显眼位置贴上“民警提示，谨防扒手”的警示语，就可以增强乘客的警惕意识。标示和标语都能对个体感官产生强烈冲击，促进警惕意识的强化，而且使用灵活，简单易行。

2、个体预防知识的传授和防护技能的培养。个体的保全首先要求社会成员具有预防意识，而预防意识的形成得宜于防范观念的更新和预防知识的掌握。预防知识包括对常发治安案件类型的知晓，治安混乱区域的了解，时下多发治安案件类别，以及处理突发事件的措施等等。预防知识具备两重功效：一促进社会成员强化自我被害预防意识，二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自己没有经历过的治安范例，提高他们应变技能。当然光凭借讲授预防知识还无法应对严重的治安事件，预防知识的学习必须结合防护技能的训练，必要的防护技能将大大减少社会成员的受害机会。防护技能不限于体能的训练，还包括防卫手段、防卫策略，和基本的防备技巧。在前面谈到的居民小区保安员监守自盗案件中，小区内一位年长居民表现不俗。在他听说小区内常有窃案之后，就于自家阳台和客厅之间放置几个腌菜坛子，如果有人从阳台入室，就会留下痕迹，一天晚上他果真发现坛子曾被人移动过，虽然家中没有丢失东西，据此他还是向派出所报了案，由于他的报案导致整个案件的最终告破。显然该居民摆放坛子探踪迹的方法就是一个简单的防卫技巧。预防知识的学习和防护技能的培养必须借助专业治安管理人员的指点和传授。报刊、媒体可以针对扒窃案件、诈骗案件和其他类型的治安案件制作一些具有安全教育意义的知识性文章和节目，客观上都能起到传播防卫知识的作用。2003年3月16日中央电视台的《夕阳红》节目、《今日说法》栏目的“五一”特别节目都向普通观众展示了日常生活的常见诈骗形式，显然有益于社会成员及时识别骗术，防止自身受害。

3、治安相关信息的通报和公开。治安信息一直是一个敏感地带，但是它又是直接影响到社会成员的预防意识。在民主社会里，信息的公开化与透明化是基本的活动准则，“民主过程中的实质性参与，要求参与人必须获知充分的相关信息，而保密减少了公众可获得信息的质和量，使公众参与陷入步履蹒跚的困境。”治安信息关系到所有社会成员的安全和幸福，不应成为某个部门或某个行业的专有财产，当公众在缴纳税收之时，就拥有对信息了解和知晓的权利。实践中由于为控制社会治安整体局势和国家安全，保证社会成员适当的隐私，需要保留部分秘密信息，这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但不能就此因噎废食将大量与社会成员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加以控制、截流。试想，如果当社会公众对自己身边的危险没有丝毫察觉时，公共治安管理机构没有提醒、警戒义务吗？如果公共治安管理机构冷眼旁观普通民众去尝试风险，接受伤害，那么这种公共管理机构还有存在的意义吗？因为这种漠视行为本身就是对公共管理职责的背离和亵渎。

　　保证社会成员能够及时准确的掌握治安相关信息，有必要提倡信息公开法的制定。现在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已经制订了信息公开法，规定除了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之外，任何人都可以查阅政府信息，如果向政府请求信息被拒绝时，可以请求司法救济，而政府必须对此承担文件和信息保密的举证责任。其实信息公开法的作用不仅仅为民众提供了搜寻信息的渠道，它将从根本意义上改变信息的传播范围。如果能建立向社会公众定期报告或通报热点信息和治安信息，类似天气预报会提示和影响居民日常生活一样，这种信息势必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个体安全状态。

　　其实实践中公共管理机构在这方面还是有所作为，公安机关适时发布的警方消息就是一种信息公开方式。警方消息根据类别分为协助性警方消息、警示性警方消息和指导性警方消息。其中警示性警方消息是公安机关以社会成员安全为目的，将近期发生的带有普遍性或规律性的危害事件、案件予以发布，以警醒社会公众加强防范意识的各种消息。如最近路面飞车抢夺案件频发，公安机关可以通过发布警示性警方消息将该类案件的多发地段和时间段、作案手段、应采取什么防范措施等告知公众，使公众有所警惕并加强防范。。但是如果能在信息发布频率和内容方面加以扩展，效果会更加明显，如果能在信息发布方式进行多层次的变化，影响范围也会明显扩展。

4、个体被害防护器械和安全设备的推广、应用。个体观察力毕竟有限，个体抗争力同样有限，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借助科技手段和先进设备个人防护能力能够得到迅速提升。在我国，对枪支和一些具有攻击性的警用器械控制一直非常严格，《刑法》甚至对此设置专门罪名加以规制。因此个人被害预防所依据的器械、设备、手段必须不为法律所明令禁止。其实在过去我们防范理论和实践中强调的“技防”也大体是这个意思。但是过去的“技防”范围比较广泛，警察防范手段的进步和提高也列入其中，我们这里提出的个人被害预防设备和器械使用侧重个人安全，比如家庭内部的安全警报系统、个人随身的安全通信装备、个人遭遇袭击后反抗器械等等。在这方面，我国相对起步较晚，市场发育不充分，缺乏正确地指导和规范，宣传推广力度也远远不够，广大公众对此比较陌生，即便有些社会成员对此有一定的认识，但根本谈不上充分了解和熟练使用。因此如何推广和正确发展个人防卫设备保全和器械的，也应该成为我们安全防范的一项重要课题。

　　社会成员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元素，是无法分解的元素，是能动的元素。只有尊重和爱护每一个社会个体，人类社会才可能向繁荣和昌盛不断迈进。在以集体防卫为中心的社会成员参与治安的防控框架下，我们着重强调个体被害预防，其目的不仅仅出于对社会治安体系效率提高的注重，而是希冀藉此社会个体能够得到细致的呵护、全面的关切和广泛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