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务成果展|“四方君汇2022年度专业贡献奖”优秀案例（第四期）

在2022年整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企业投资项目数量及投资数额萎缩，而如何通过交易模式的构建平衡投资者与项目合作方之间的关系成为任何一个商业投资项目的关注要点。

基于委托方对项目律师的充分信任，在项目前期论证阶段及商业模式谈判阶段，项目律师就能够实现“提前介入”，而这就保证了项目律师能够在合作过程中充分理解并尊重交易双方的合理诉求，为双方的“合作”提供合理化建议。

在本项目开展过程中，委托方与项目律师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对传统的资产“收购”模式进行了创新，而这也就是本项目的新颖及可供后续项目操作借鉴之处：区别于传统的整体项目收购模式，本项目采取项目续建、项目包销、项目整体运营模式开展商业合作，并通过商品房抵押、冲抵工程款方式来保障投资进程的有效开展。

其一，项目合作的过程在“合同”上反映为合同履行过程，而本项目操作过程中，项目律师基于自身经验，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起草了本项目的合作协议，合理构建本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所涉及的“履行节点”“履行顺序”“合作阶段划分”等内容，为本项目后续商务谈判的深化与细化搭建了良好的基础。

其二，关注项目合作“风险”的主体，并非仅有投资人一方，项目合作方也是关注者，而如何平衡对立双方的关系尤为重要。在本项目操作过程中，项目律师发现：项目合作方与投资人的经济投入均将“物化”为“商品房”，而通过对“商品房交易”的把控来实现对交易风险的把控确实可行——这边合作方要求投资人给予全部前期投入，那边投资人就给予工程履行保函；这边投资人要求把控“续建施工款”支付进度及安全，那边合作方就给予商品房冲抵工程款；这边投资人要求控制从事商业“整体”运营，那边合作方授权投资人商品房包销权；这边合作方要求商业广场整体盘活，那边投资人保证合理价位“剩余未售房源”的购入。上述交易模式的设计，是在尊重合作双方的合理诉求的出发点上，项目律师充分发挥其在房地产与建设工程专业领域与公司法专业领域上的特长，并使之有效结合的基础上实现的。

其三，如果说项目交易模式的搭建展现的是律师服务的“高明”之处，那合作协议的深化则体现了律师服务的“细微”之处。本项目的合作协议后附了17份附件，而这17份附件中包括了项目合作方需要对投资人作出的合理承诺事项，项目施工合作及结算事项，商品房买卖及包销事项，商业广场装修事项，商业广场整体运营事项及合作方的其他承诺事项。上述协议附件是本次双方合作能够“实际落地”的具体内容体现。

商业活动的广泛性带来了法律服务需求的广泛性，项目律师如果能够在多法律领域为客户提供综合性法律服务，不仅能够提高客户“粘度”也能够提供项目收益“附加值”，本项目就是项目律师向客户提供多领域法律服务的体现。

委托人为某民营企业，欠款人系天津市政府引进和扶持的知名国产汽车生产商，因扩张过快导致资金链断裂，拖欠数百家供应商费用和数亿元银行贷款未清偿。在欠款人名下土地房产均抵押给银行，且已流拍无法变现又无其他可执行财产的情况下，代理律师通过网上检索、调查取证、启动一审、执行、执行异议程序直至提起破产申请，最终与欠款人达成新的和解协议并使客户的普通债权得到部分清偿，目前仍在清偿中。

一审中，因双方合作数年从未对账，发票金额与付款数额均无法对应，对方代理人否认基本事实且拒不提供证据，案件一时陷入僵局。代理律师向主审法官申请调查令后，在税务机关查询到税款抵扣情况，所有委托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被欠款人抵扣，最终一审法院支持了委托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虽未上诉，但判决生效后拒不履行判决，本案进入强制执行程序。被执行人因涉诉数百件，已经无人应诉，执行法官反馈被申请人名下土地均已抵押给贷款银行，被执行案件标的高达6.8亿元，且被执行人早已被列入最高人民法院失信人名单，执行法官认为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虽“执行难”系诉讼案件中的“老大难”问题，但代理律师并没有放弃，并拟启动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对该企业进行破产清算。但破产程序进程又再次面临推动困难的困境。在无法送达、主审法官建议撤诉情况下，承办律师通过大量检索，发现被执行人某一地块成功拍卖，除了抵押金额外尚有余额，拍卖款正在天津法院账户尚未发放。据此，代理律师向拍卖案件执行法官发函要求参与分配，并顶住压力，坚持破产清算申请。最终，被执行人所属的集团公司指派人员到庭应诉，协商数轮后双方重新达成和解协议。该案件经过了承办律师近三年的不懈努力，被执行人向委托人支付部分欠款金额，首期已成功回款，后续款项仍在给付中。

本案的亮点：

1.律师通过多年诉讼经验培养出的对案件的敏感度。在客户已经放弃追讨、向律师咨询坏账处理的情况下，敏锐的发觉案件进行诉讼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通过专业的法律分析取得客户的信任和委托。

2.律师对案件的执着精神。不仅要胜诉判决、还要将判决落到实处，真正为客户追回欠款、挽回损失。

3.多角度多方法办理案件。在执行程序停滞时，积极尝试申请被执行人破产；在被执行人主动和解时又通过高超的谈判技巧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最大程度上为客户争取利益。

4.律师的社会责任和情怀。在客户现金流紧张、但案件未必能取得回款的情况下，律师主动提出全风险代理，为客户减少负担，并通过律师的专业能力，帮助民营企业渡过难关。通过个案实现党中央强调的，让每一个人民群众在司法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作为隐名股东代理人参加两审诉讼程序，均获得胜诉裁判支持隐名股东显名化的诉请。本案的复杂性与难度在于，四位隐名股东未与显名股东签署《代持协议》，目标公司长期处于显名股东与其中一位隐名股东（二人为近亲属关系）控制之下。显名股东抗辩各方无代持合意、拒绝承认股权代持关系；同时抗辩隐名股东并未履行出资义务，且不符合隐名股东显名化须经目标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人合性要求。

律师代理案件后，考察案件事实基础和发展脉络、结合现有证据材料提出：

首先，虽然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并未签署《代持协议》，但是目标公司成立后与四位隐名股东共同签署了《合作协议》。即使显名股东个人未签署《合作协议》，但是目标公司作为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被告，以签署《合作协议》的方式确认了目标公司是由四位隐名股东共同出资设立的事实。且显名股东作为公司对外登记的唯一股东兼法定代表人，目标公司的签约行为对其亦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

其次，结合隐名股东提供的录音资料，还原各方履约的客观情况，证明三位隐名股东通过另一位隐名股东（即显名股东近亲属）向目标公司注入启动资金的事实。

第三，《合作协议》约定的先期交付款项属于公司启动资金，而《公司章程》规定各方出资期限尚未到期，因此隐名股东只要支付了启动资金即履行了相关义务。且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22条的规定，实际出资人只要满足已经依法向公司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即应确认享有股权。

第四，虽然《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规定实际出资人请求公司变更股东，需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但是本案目标公司对外登记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即显名股东一人，因此并不存在需要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基础；且《合作协议》项下股权比例占绝对多数的隐名股东均认可本案诉请。故有关本案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应全面结合具体案情判断，不应简单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的人合性规定。

最终，两审法院均支持和采纳了原告方的诉讼请求和相关事实理由，认为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各隐名股东出资设立目标公司的事实以及代持股权的合意，且隐名股东已经依约履行了认缴出资、支付公司启动资金的义务，故支持了隐名股东确认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

1、事实认定方面，在各方没有签署《代持协议》的不利局面下，充分考察《合作协议》这一关乎目标公司设立事实的基础证据，把握了案件争议的焦点。同时结合各方录音证据、款项支付凭证、公司章程等材料，进一步佐证隐名股东设立目标公司、认缴出资、支付启动资金的客观事实。实现了在没有《代持协议》的情况下，证明存在代持关系的目的。

2、法律适用方面，充分理解阐述《公司法解释三》就股东资格确认的前提条件，系满足出资或认缴出资（并不强制要求实缴到位），相关事实应结合目标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目标公司股东的具体情况进行综合研判，有力反驳了显名股东对上述司法解释的机械理解，最终获得了两审法院的支持。

以上2022年优秀案例是四方君汇竭尽所能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的见证，是四方君汇优良办案水平和成绩的重要载体，旨在深度剖析优秀案例蕴涵的法理逻辑，彰显公平正义的精神，激励全体律师，不忘初心，砥励前行。更多案例下期继续发布，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