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起诉亦或审判监督：论判决生效后的新证据

判决生效后，当事人认为判决存在错误的，得以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实践中，“新证据”往往是当事人提起审判监督的主要理由之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则”）第四十四条规定，“新的证据”“是指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所谓新发现，应当是指在此之前客观上没有出现、不存在；或者虽然出现、存在，但从当时的具体情况出发，根据当时的条件等诸多因素当事人无法知晓该证据已经出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审监解释”）第十条进一步明确了“新的证据”的内涵，即：（一）原审庭审结束前已客观存在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二）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证据；（三）原审庭审结束后原作出鉴定结论、勘验笔录者重新鉴定、勘验，推翻原结论的证据。当然，《审监解释》还规定了“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供的主要证据，原审未予质证、认证，但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应当视为新的证据”这一情况。总结起来，四种情况分别为“新发现的证据”、“新取得的证据”、“新出现的证据”以及“可视为的新的证据”。

然而，以“新的证据”为理由提起再审申请，即便未超过6个月的再审期限，也并不总能得到法院支持。再审程序为审判监督程序，本质上是为了纠正生效判决的错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一百九十九条之规定明确指出，院长提起再审以及上级法院提起再审，要求其“发现确有错误的”，当事人申请再审，前提为其“认为确有错误的”。

如果以“新的证据”作为申请再审的唯一理由，而该证据又不能达到证明生效判决“确有错误”的标准，则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往往会被法院予以驳回。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如果原生效判决是法庭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作出的，判决本身可能并不存在错误，判决生效后，原告找到了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新的证据”，其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法官不得不面临一个两难的问题：以“新的证据”支持再审，则要承认生效判决存在错误；若驳回再审申请，则当事人似无其他救济途径。

于是审判监督实践中，再审法院出现了这样的做法，“再审申请人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原审以证据不足驳回诉讼请求并无错误。再审申请人认为现有的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主张的，可以重新起诉，而非适用再审。”由此引出的问题是，若“新的证据”不能证明生效判决“确有错误”，当事人可否以此重新提起诉讼？

反对者的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了“重复起诉”的情形，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一事不再理”是诉讼法基本原则，与因程序问题“驳回起诉”不同，“证据不足”带来的裁判后果是“驳回诉讼请求”，是对案件事实某种程度的实体问题处理和判断，法庭不得以“新的证据”允许当事人重新起诉。很多时候，即便审判者不存此立场，也往往以没有明确的“新的证据”可以“重新起诉”的依据为由，驳回当事人的重新起诉。

事实上，若从判决的既判力理论出发，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所谓既判力，“是指法院作出的终局判决一旦生效，当事人和法院都应该受该判决内容的拘束，当事人不得在以后的诉讼中主张与该判决相反的内容，法院也不得在以后的诉讼中作出与该判决冲突的判断。”体现在民诉法解释中，即是“后诉的诉讼请求”不能“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判决的既判力是有一定的时间范围的，“裁判的既判力总是仅针对最后一次事实审理的时刻，只有在这一时刻之前当事人可以陈述事实，此后原则上就不能提出新的事实。法律后果存在还是不存在都是对于这一时刻确定的。因此，当事人可以在主张同一请求权的新的诉讼中提出最后一次言词辩论之后才产生的事实。”就是说，尽管主体、请求权均未发生变化，但“最后一次言词辩论之后才产生的事实”（“新的事实”）可以在新的诉讼中提出，“所有的、能在该时刻之前被提起的事实在第二个诉讼中都被排除（因既判力而失权），所有的在此之后对已被确认的法律后果的变更不受既判力的触及。”

这样的观点，就使得法庭不得不努力区分“新的证据”中“新出现的证据”部分到底为“再审的新证据”还是“重新起诉的新证据”。最高人民法院也意识到了理论界的这一争议，指出，“从既判力理论中以原审辩论终结之时作为既判力的基准时间来看，对于在原审庭审或辩论终结后形成的证据，不是再审的新证据”。然而，对于“不是再审的新证据”，是否可以“重新起诉”这一问题，或许是基于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敬畏，也或许是担心对“新出现的证据”的运用过于泛滥，最高院保持了基本的谨慎，并未有明确的司法解释或意见出台。

这种单纯的理论上的探讨和最高院的谨慎，体现在实践中则为司法的不统一。有的无论生效判决是否存在错误，径直以“新的证据”为由触发再审程序；有的无论“新的证据”是否得以重新提起诉讼，径直以“一事不再理”这一原则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有的努力避开“重复诉讼”的主体要求或者请求权要求，从案由或者主体资格出发，支持“重新起诉”；还有的认识到“新的证据”与“生效判决错误”之间的偏离，径直在裁判文书中赋予当事人“重新起诉”的权利，更为诡异的是，接受重新起诉的法院完全抛开“新的证据”本身，以再审法院已经赋予当事人重新起诉的权利为由，径直支持了当事人的“重新起诉”。

这样的乱像，也体现在支持“重新起诉”的判决中，有的直接称因原告有新的证据，故案件不属于一案两立；有的认为法院判决没有错误的案件，不需要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这一纠错程序，加上原告提交了新的证据，重新起诉符合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还有的认为，生效判决并未进入实体审理，原告补充证据后重新起诉，不属于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情形。

大体看来，“新的证据”得以“重新起诉”的基础和逻辑有三个：第一，“新的证据”为判决生效后“新出现的证据”，这是生效判决对新证据丧失既判力的时间标准；第二，“新的证据”无法证明生效判决存在错误，这是“新出现的证据”脱离审判监督程序的基本条件；第三，“新出现的证据”未能“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这是要避开“重复诉讼”的制度困境。如此，在无明文规定的前提下，当事人基于“新的证据”的权利救济则可以有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实务探讨的文章中，裁判者已经展现出了某种突破的立场，“在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某种民事法律关系或虽然有证据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某种民事法律关系，但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请求成立时，法院应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今后，如当事人持新证据仍可再次起诉。”这样的观点，值得裁判者思考并进一步论证和实践。

参考文献